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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忆杜润生主任与国际友人波哈雷斯教授(以色列农业部农村发展规划局长)|
作者:中农富通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评论(0)
编者按: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这是原中顾委委员,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先生一直坚持认为的。杜老是公认并具有深刻影响的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主要人物之一,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称,对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功不可没。他为改善农民地位付出了一生气力,对中国农村经济以及土地政策影响甚深。2015年10月9日杜老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但杜老的理想、远见和智慧至今仍给我们众多启迪。

作为杜老的朋友,水利部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教授级高工,现北京中农富通规划设计研究院专家委员会资深专家姚振宪先生,曾任以色列亚洲集团兼以色列艾森贝克(北京)农业设备有限公司的高级顾问,一直致力于促进中以农业交流,助力杜润生主任与国际友人以色列农业部农村发展规划局长波哈雷斯教授的学术交往。杜老逝世后,满怀对杜老的悼念,感慨其对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姚振宪先生写下了这篇回忆悼文。
 


水利部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教授级高工姚振宪

当我得知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于2015年10月9日在北京去世的噩耗,立即告诉了他的挚友以色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局原局长波哈雷斯教授(Samuel Pohoryles)。他于10月10日发给我邮件,在唁电中说:“自从1985年杜老与我卓有成效会面以来,至今仍给我深刻的印象,他的聪颖智慧、对农业技术的认知深度和对农村发展方向的判断力都留给我深刻的印象,我们在北京会见的照片一直摆放在我的家中,并珍藏在我的影集中。波教授请我向杜老家属、友人和我表达他的吊唁哀悼和慰问。”我立即将以色列波教授的唁电内容告诉了正在云南开会的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的余展主任及杜老的家属杜霞。这令我回忆起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引办”)安排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杜润生主任与以色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局原局长波哈雷斯教授之间鲜为人知地,自1985年开始就持续开展的农业学术和科技交流活动。

1985年5月杜润生主任与波哈雷斯教授交流农业的背景

1985年中国与以色列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由中国华阳技术贸易集团公司的于逊、唐建文、聂松总经理执行安排杜润生主任与波哈雷斯教授的交流及其他指定的任务。中国华阳技术贸易集团公司是由对外经济贸易部批准,并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的对外贸易国营企业,1984年8月成立,其宗旨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中发[1984]30号)的文件精神,开展与以色列、南非、南韩、梵蒂冈以及台湾地区的人才与技术交流。1985年5月的晚春时节,中国华阳技术贸易公司接受“中引办”指示,准备接待从以色列来的一个9人高级经济技术代表团,任务是与以色列代表团交流情况,探讨中以双方在商贸实业界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可能性,代表团成员均来自以色列著名企业和机构的管理高层,团长波哈雷斯教授是以色列农业部农村规划与发展局长。

杜老与以色列进行农业交流是中国和以色列官方正式接触的主要内容之一。我们(姚振宪老师当时任中国华阳技术贸易集团公司技术进口部经理)向杜老介绍了波哈雷斯教授的情况,波教授1928年生于波兰,自幼在波兰上学,后就任波兰首都华沙的经济主管,曾多次出访前苏联知名城市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由于当时世界美苏两大阵营对峙,他当年能到之处,仅限于原苏联东欧集团地区。当初他申请移民以色列,没有获得波兰政府的批准,后来多亏波兰总理亲自过问,1958年才最终得以离开波兰进入以色列。回到以色列后,他一直在农业部从事农业经济研究和农村计划发展工作,先后与11位农业部长共事,算是以色列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元老之一。1977年在沙龙任农业部长期间,波哈雷斯教授出任农业部农村规划和发展局长,同时波教授在特拉维夫大学和希伯来大学任教,是多家国际农业合作机构及项目的以色列方面负责人,获得多项国际科学荣誉和奖项。

杜润生主任与波哈雷斯教授的交流活动,实质上是为中国、以色列从农业合作起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探索。如果说中美建交始于打破坚冰的“乒乓外交”,那么中国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破冰之举,应该起源于“农业与水务合作”,中以建交起源于“农业灌溉的水为媒”。

杜老的“三农观点”与波哈莱斯教授的农业和农村发展理论

杜老在中国研究农村政策,而波哈雷斯教授一直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以色列农业部从事农业经济研究和农村计划发展工作,是以色列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元老之一。在交流过程中,他们惊奇地发现:他们从不同国度提出的农业发展观点不谋而合,从此二人成为农村政策研究的挚友。波哈雷斯教授的农村规划理论——应用空间经济方法论(Spatial Economic Approach),取代单一的农业部门方法论;将现代农村综合体的区域经济概念寓于农业、农村、农民与国民经济;提出城市与农村的相互联系渗透着多元的三维关系——与杜老的“三农问题观点”均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农业农村发展的理论。波教授的微观综合体-农场、中观综合体-县区域、宏观综合体-全国农村三个层次的《农村农业资源规划短、中、长期规划》方法,很类似当前我国水利部提出的300个农业重点县示范发展规划。规划由以色列农村规划与发展署组织各领域专家审查后,经农业部和犹太人金融社分别签署意见,报以色列各级规划委员会批准后进入实施建设。在规划转入实施过程中,允许根据市场最新信息变化,按程序进行个别调整。波哈雷斯教授的农业宏观经济规划、农村村镇综合体、农民社会经济组织模式的现代农业农村经济结构的三维调整理论,与杜老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观点”十分融合,所以他二人一见如故,从此成为研究农业的挚友。

当时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杜润生主任是中国农村改革重要决策人物之一。波哈雷斯教授将他1984年刚刚完成的专著《农村规划与发展导论》(英文版)一书送给杜主任,并在扉页上手书道:“中国绿色革命先行者杜润生先生惠存”。这部著作根据杜老的建议由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在北京译成中文,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

杜老征求波教授对中国沙漠农业的发展看法

杜老对波哈雷斯教授(Samuel Pohoryles)介绍的以色列内盖夫沙漠地区的“绿色革命”很感兴趣。波教授介绍:沙漠地区的“绿色革命”是以“蓝色革命”为基础。以色列“北水南调工程”,通过国家输水网络将水送到内盖夫沙漠地区,然后建设滴灌工程、首部枢纽、铺设输水管道、滴灌带(管)。根据宏观规划的总体目标及建设要求,分年度阶段性建设农田水利工程,根据集中连片的原则,建设蓄水池、小型灌溉泵站等小型水源工程,低压管道输水灌溉、滴灌等高效节水灌溉工程,铺设管道、土地平整、修筑道路、建设高效节水配套工程。在“蓝色革命”以水为先的基础上,实施内盖夫沙漠项目区的“绿色革命”,使内盖夫沙漠成为以色列农业发展最大的后备土地资源。波教授邀请杜老考察以色列的沙漠治理,杜老也向波教授简单地讲了我们正在筹划的“南水北调”工程,并建议我们下一次能否安排波教授访问甘肃武威民勤中国科学院治沙研究所。1986年波哈雷斯教授又作为香港泰东公司(Tai Dong Co.)和美国圣迭哥州立大学(American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技术合作代表团团长再次率团访华,进行水利方面的科技交流。按照杜老的建议,我们安排波教授考察了中国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甘肃武威市民勤县和广西钦州市。他回国不久向我国国务院提交了他们的《甘肃省武威地区水利和灌溉系统调整的评估报告》,并要求我将副本送交杜老参考。

1987年底,中国华阳唐建文率领我国高级经济技术代表团回访以色列,这是继1985年以色列代表团秘密访问中国之后经由香港这条通道开展的另一项重大行动。我国的目的是要通过实地考察,直接地深入了解以色列的经济技术发展状况,为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提供扎实可靠的依据。代表团成员均为国家农村和农业机构的经济、技术专家,选择农业作为考察主题既是从需要出发,也是为了尽可能降低阿拉伯国家对中以问题的敏感性。为了保密,代表团借用香港泰东商行公司的旗号,成员均以该公司顾问或职员身份出现,以色列由波哈雷斯教授以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和“科技合作代表团团长”的名义接待,其间我正在以色列进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国际水土资源管理项目的学习,并在以色列农业研究组织(ARO)瓦开尼中心学习水土资源管理课程,参与了部分活动。波教授再一次告诉我,他希望我们共同努力促成杜老访问以色列。

从1985年至1992年,在中以建立外交关系之前,中国华阳公司共邀请了200多名以色列高层次科学家和著名厂商来华,就先进科学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访问了中国;同时还派出了600多名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到以色列,从事培训、学术和科技交流活动,杜润生主任也曾计划出访以色列。按照中央引智办的指示,1988年9月中国华泰技术贸易公司聂松总经理在北京国家图书馆联合举办了一届秘密的以色列技术展示会,我邀请杜老出席,他说:“这是在中以商贸往来仍处于密闭状态的一个重大发展,为我国从传统的计划体系到市场引导体系的过渡探求新的思路,是对国民经济发展采取农业现代化政策的借鉴。”我们再次讨论了杜老访问以色列的议程,但是,由于1989年的历史原因杜老的以色列考察未能成行。

农民培训是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核心任务

杜老到“九号院”办公后,他和中国村社促进会秘书长余展约我到他们的“九号院”办公室,详细了解以色列农村的发展现状和波哈雷斯教授的专著《农村规划与发展导论》在以色列农村的应用情况及农民的培训情况,他说:“农民培训是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今后的核心任务。”我将杜老的想法告知波哈雷斯教授,他立即复函介绍以色列农民的培训情况:以色列全国人口由1948年的65万增加到现在的近600万,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由上世纪50年代的30%下降到8%,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也由上世纪50年代的20%下降到现在的5%,因此以色列政府必须制定政策抑制这种下降趋势并加强农民的培训,引导农村经济向多元化发展,着力发展农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农村生态旅游服务业的培训,并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波哈雷斯教授认为:农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让农民离土但不离开乡镇的策略之一是提高农民的收入,保证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方式是加强农民培训并让非农产业进入农村经济领域,像国家投资修建的农业基础设施,如坝塘、堰坝、灌排泵站,机井、水池(窖)、衬砌灌溉沟渠、渠系建筑物、输水管道、喷微灌工程等,在使用过程中必须加强农民的工业化和专业化培训,建立农业专业化组织机构。农民是农村新社区综合体基层组织机构的核心力量,农民在基层组织机构中必须受到农业专业的教育和培训,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率。杜老听了很高兴地说:“今后你们可以与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合作进行农民培训,参观以色列的集体农庄的社区建设。”我立即将杜老的建议向时任中国华泰总经理的耿中津介绍,安排我国村社专业户农民参观以色列的基布兹农场。

我国的城乡一体化与以色列农村新社区综合体发展

1995年,波哈雷斯教授应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邀请,在北京参加国际农业发展与合作研讨会。参会人员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各个领域的专家,其中的议题包括中国人口在2030年预计达到约16亿时,中国农业为充分满足全部人口的粮食需求所采取的战略发展策略研究。时任主管农业副总理的温家宝,和国家科委主任都参加了会议。波教授在讲话中介绍了以色列的先进农业技术,他建议中国和以色列在农业方面开展合作,开发我国西部沙化土地资源。波哈雷斯教授认为,西部沙化土地是中国最宝贵的后备土地资源之一,同时发表了他的论著《关于2000-2030年中国农业调整和西部开发的战略问题》,并请我将他在论著中提出的中国与以色列合作开发西部地区的建议,转交杜老与相关同志参考。

同时波教授将以色列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介绍给我,他说:以色列农村新社区综合体的建设是一种维持农村人口稳定的政策产物,以色列农村新社区综合体的基本思想是防止农村居民进入中心城市,在这一点上,中以两国国情不同,以色列由于农村人口少,为农民提供非农业的就业机会一定要在农村。规划与发展是以色列国民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惯用表达方式,被应用于农村的发展。波哈雷斯教授让我转告杜老:以色列政府采取农业宏观经济规划的形式指导农村生产要素——农民、土地、水资源与农业生产相适应。规划作为一项持续而又超前的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带有强制性。农业部门、金融组织机构合力支持农村新社区综合体建设,生产的农产品,要确保国内市场供应,并确保为农业加工业的原料供应,使农业发展的趋势向多元经济农村渗透,使农村经济结构主要由农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和服务业组成。

2015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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